一个女孩儿被上帝吻了一下脸颊,就变成了奥黛丽·赫本

时间:2017-07-04 00:00来源:未知 作者:小高   投稿
导语

“一个女孩儿被上帝吻了一下脸颊,就变成了奥黛丽·赫本。”——著名导演比利·威尔德她很谦逊,总把角色的成功,归结于全体人的努力。她很...

 

 

“一个女孩儿被上帝吻了一下脸颊,就变成了奥黛丽·赫本。”

——著名导演比利·威尔德

 

 

她很谦逊,

总把角色的成功,归结于全体人的努力。

她很节俭,

认为在一个还有很多人在忍饥挨饿的年代,

乘坐头等舱简直是一种犯罪。

她很简单,

平生做得最坏的一件事,

也许就是在1964年的奥斯卡上忘记提及帕德里夏·妮尔。

她没有骇人的秘密,

只有一颗和蔼与热情的心。

书写着“圣洁”与“悲悯”的人间形象。

她就是——奥黛丽·赫本。

 

 

赫本曾对儿子说:“如果将来我要写自传,开头会是这样:

1929年5月4日,我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六周后,我告别人世。”

这并不是夸大。

因为,出生仅仅六周后,她患上了严重的百日咳。

母亲相信上帝比医生更万能,

因而并没有带她去看医生。

她一度失去了呼吸。

但现实不可思议,没有依靠任何药物,

赫本竟然活了下来。

很多人认为她的人生应该是轰轰烈烈的,

但她却觉得,这已经是她平淡人生中,

最值得一写的经历。

 

 

1935年,赫本六岁,父亲由于政治倾向抛下家庭。

她还未有足够的时间去怨恨父亲,

二战爆发了,她跟随母亲来到了被德国军队统治的荷兰。

因为担心奥黛丽这个名字英国色彩太浓厚,

母亲将她的名字改成艾达(Edda)。

战乱饥荒中,连存活都成了问题,

只能以狗粮和郁金香的鳞茎充饥,

实在没有吃的,她便只能躺在床上一整天,

用看书缓解饥饿。

虽然没有饿死,但由于经常吃不饱,

她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

战争结束后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红十字会进驻,

他们向居民提供食物、药品和服装。

这种帮助,令赫本永生难忘,

这也成为她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的一大原因。

 

 

事后,她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

“你是否真的帮助过反德的抵抗组织?”

她也一贯谦逊而又直言不讳:是的。

和其他人一样,她会把秘密消息放在鞋子里,

尽一个孩子的最大努力去帮助那些抵抗力量。

她曾看着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

所以若干年后,当她看到《辛德勒名单》、

看到全片里唯一的那抹红色、

看到斯皮尔伯格用他的想象,

带观众踏入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

她心中的震撼与共鸣,无以言表。

 

 

赫本学习芭蕾照

战争结束后,赫本重新学起了芭蕾舞,

她的梦想是成为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

但是战争令她错过了学习芭蕾舞最重要的时间段,

长期的饥饿也影响了她肌肉的发育。

“那些在战争和饥饿时支撑她活下去的梦想,

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但即便如此,她并没有颓废。

梦想不在,生活还是要继续,

她不能成为最出色的舞者,

那么她便努力去成为其他领域中最出色的人。

这便是赫本的格。

事实也证明,这种性格,令她获得了事业的成功。

 

 

1948年后,她参与了一些广告及电影的拍摄,

但基本都是配角,规规矩矩,不温不火。

直到1952年,《罗马假日》令她一炮而红,

并收获了人生第一座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杯。

 

 

《罗马假日》预告片

1954年,赫本出演戏剧《美人鱼》,

合作对象是梅尔·费勒——她的第一任丈夫。

他是一位典型的完美主义者,

但也因为追求极致,而变得情绪化、

控制欲强、容易暴躁不安。

他就像希腊神话里善于雕刻的皮格马利翁,

最后爱上了自己雕刻出来的一位少女。

而赫本,就是这位少女,

看似完美,却缺少了灵魂。

 

 

赫本与费勒

虽然这段感情只维持了14年,

但费勒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他替她完成了一个夙愿——时隔二十年后,

费勒通过红十字组织的帮助,令她与父亲重逢。

这位从她的童年中缺席的父亲,

即使见了面,也没有流露出父女间那种深厚的感情。

在约定见面的酒店大堂里。

他穿着一身破旧大衣,面容苍老,

但依旧气宇轩扬,宛如一尊雕塑。

他是骄傲的,所以丝毫没有道歉与拥抱女儿的打算。

但即使这样,奥黛丽还是主动走上前去拥抱了他,

这便是二十多年恩怨情仇的结果。

 

 

赫本与费勒

对于这个被母亲怨恨了一生的男人

对于这段“生命中最大的创伤”,

赫本依旧选择了宽恕。

因为她本并不要求什么道歉,

要的,只是一份如愿以偿。

这次之后,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之后,赫本并没有与父亲再见面,

但她依旧坚守着作为女儿的赡养义务。

因为她一直坚信着:

每个人都要做到自己应该做的,

不论她曾经被伤害到什么程度也不能例外。

 

 

1967年,赫本主演了由费勒担任制片人的《盲女惊魂记》,

这也是这对夫妻的最后一次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的导演泰伦斯·杨(特伦斯·杨),

在二战时曾是英国坦克部队的指挥官,

也正是他,在20余年前指挥军队炸了荷兰的许多村庄,

包括赫本当时的邻居家。

所以泰伦斯总是调侃:“如果当时我下令再向左瞄准一点,

我现在就失去最好的工作搭档了。”

但赫本无疑是感谢的,

虽然自己也是被炸的目标之一,

但那次炮击给她带来了自由,

她不用再提心吊胆、不用再担心会有纳粹军队从门前走过。

这种特殊的因缘际会,

令赫本与泰伦斯的友谊延续了一辈子。

 

 

《盲女惊魂记》剧照

1969年,她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安德烈·多蒂,

一年后诞下了小儿子卢卡,

但这段关系,依旧没有持久。

很多人将离婚的原因归结于男方的花心,

但其实离婚之后,

赫本依旧与安德烈保持着朋友关系。

当时的她或许已经明白,

童年时代的家庭创伤,

其实也需要为这两段失败的婚姻负一点责任。

有时婚姻的分裂,也很难说谁对谁错,

只能说大家都有爱的本能,

但并不一定拥有爱的能力。

 

 

赫本与安德烈·多蒂

幸运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

另一个人,让她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激发她去面对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

面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这份艰难的工作。

这个人,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

虽然也会有偶尔的争吵,

但是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

也有着足够的默契,

去陪伴对方一同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

以及,一同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

 

 

赫本与罗伯特·沃尔德斯

1987年,赫本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

1988年,她开始了作为亲善大使后的正式访问。

她去往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混乱国家,

比如索马里。

当她询问如何办理去索马里的签证时,

有人告诉她:“到那里不需要签证,

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政府

你只需要乘飞机,并且祈祷自己乘坐的飞机不被击落就可以了。”

但她并没有因此退缩,她还是去了。

 

 

1989年,纽约联合国总部,通过《儿童权利公约》

她看着那里的现状,

心中充满了对于人类自己的仇恨。

她知道这不是整个社会的集体犯罪,

但她觉得整个社会都应该为这里的一切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不过,还算令她得到些许宽慰的是:

媒体出于对她的兴趣,开始对索马里有了关注。

政治于她而言是难以理解的,但她觉得,

能让更多的人关心那里、关心那些孩子,

仅仅只是一个,便也足够了。

正如她常说的一句话:

“还有什么比孩子更重要?”

 

 

1989年,赫本在苏丹

遥远的航程与频繁的日程,

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但暮年的她依旧坚持着。

她从来不说:“这个我已经做了!”“那个我也做过了!”

在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时间里,

她说最多的话就是:“我可以做一点……”

她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多。

和平世界里的人会用止痛药消除疼痛,

但当时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47亿人,还在经历着另外一种痛苦:

失去亲人、饥饿、病痛、干旱、战争……

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尽力维持自己的尊严。

所以她说:和平,也应该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

 

 

1990年,赫本在越南

 

 

1992年,赫本在索马里。

1992年,赫本被查出患了癌症,

在为成千上万饱受饥饿折磨的孩子奔走多年后,

她却陷入了难以进食的折磨。

她只能靠每天注射营养液来维持日常所需的能量,

在非洲,她见过无数死亡边缘的孩子严重脱水,

无法进食,只能依靠静脉点滴维持生命。

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她似乎成了这些孩子中的一员。

她并不惧怕死亡,

却害怕死亡之前的苦痛。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她喜欢看肥皂剧和纪录片,

因为肥皂剧告诉她:不管发生什么,生活总是充满快乐,

而纪录片则告诉她:自然界确实存在奇迹。

 

 

但可惜,奇迹终究没有发生,

1993年1月20日,

赫本的人生定格在了这一天。

人生的最后5年,

她尽己所能完成了50多趟人道主义之旅,

所以当儿子问她:“还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她说:“没有,我没有遗憾……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

这是她再次睡去前,说的最后的话。

 

 

赫本墓地前堆满不同人送的鲜花

纵观奥黛丽·赫本的一生,

穿衣风格、生活方式、处事态度……

有一个词贯穿始终——简单

而这种简单回归到本质,

其实是一种真诚与善良。

 

 

在被称为时尚达人的她看来,

每位女性都应该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穿衣风格,

而不是做时尚的奴隶,

不停地模仿某个明星的样子。

她总说:“穿着休闲夹克衫出席一些要求正装的场合,

要比穿着正装出席一些非正式场合好得多。”

“越简单越好”,便是她穿衣哲学的精髓。

 

 

就连第一次会见纪梵希的创始人:休伯特·纪梵希,

赫本也只穿了一件威尼斯船夫外套,

但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令休伯特印象深刻。

他们成为了朋友。

休伯特曾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

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

所以,他始终秉持着用头脑而非用眼睛设计的准则,

为她设计最适合的服装。

于是,那条简约的黑色连衣裙,

造就了跨越时代的经典。

 

 

处事方式上,她也拥有着对简单的信仰。

当儿子被情感问题困扰时,

她只是静静地听完,然后说:

“你最好把精力放在你的学习上,

因为如果你没有通过考试,

那么你很可能要遭受两次打击。”

因为她始终相信:

人要做那些最需要你做的事情,

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此刻该要的是什么,

如果想要太多,往往反而一样都得不到。

 

 

生活中,她并没有什么秘密与丑闻,

也不喜欢出传记。

因为她不想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在大众面前,

更不想为了销量,编造一些莫须有的故事。

所以她生前的最后一位传记记者巴里·帕里斯曾说:

“对传记作者来说,奥黛丽·赫本是一个梦想,

同时又是一个噩梦。”

她想要的生活,仅仅只是她一有机会便会做的:

从好莱坞的镁光灯下飞回瑞士的家,

在那个不会有人围着她要签名合影、

不会有人把她当做大明星的地方

享受片刻的简单与宁静。

 

 

悲惨的童年,没有使她变成心思恶毒的老人,

传奇的星路,也没有令她成为趾高气扬的大牌。

“世界时尚名人”、

“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三名、

“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女人”……

后人赋予她的美名有很多,

但若纵观赫本的一生,

青春时极致貌美,暮年时极致慈爱。

这句话,或许是对她最为真切的描述。

 


(责任编辑:女人私房话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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